对于像桑兰一样时刻面临着伤病危险的职业运动员来说，一份专业的体育保险几乎是灾难降临后最稳妥的救命稻草。然而在我国，这却还是一个尚未开发的空白领域，它不但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蓝海市场，更是我国体育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必须突破的一个关口。

当你侬我侬的柔情蜜意成为历史，最终投射回现实的，往往是最赤裸的经济纠葛。

11月28日，桑兰在自己的长微博中晒出一份保单，其中部分保险细则进行了马赛克处理，她解释道：“以上保险细则我马赛克了，因为这种报销或政策，一般对于其他公司来说都想学去，更何况如今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的体育保险……”

桑兰受伤17年，还在美国打了三年半的跨国官司，迄今为止，这一事件还引得全国人民争论不休。是非暂且不论，我们只想说，中国至今没有可解运动员后顾之忧的真正体育保险，这是一个残酷现实。

相对于冰冷的商业协议，传统上中国人更喜欢谈感情，但随着时间和立场的改变，感情这东西往往像一团不稳定化合物。比如桑兰和被她列为被告之一的刘国生、谢晓虹夫妇。

桑兰和刘谢两人一度情同一家，称之为“恩人”。1998年受伤时，桑兰只有17岁，负不了法律责任，中国体育代表团委托中国体操协会名誉副主席，美藉华人谢晓虹和她丈夫刘国生为桑兰的监护人，负责在治疗期间照顾桑兰，桑兰在美国治疗10个月，3个月在医院，7个月住在刘谢家里。然而13年之后，刘谢二人赫然被列在了桑兰2011年那份起诉书中的被告部分，这也成了当年此案被媒体热炒的一大爆点。

2014年10月，为期三年半的跨国官司以桑兰“自愿撤销”针对被告刘国生、谢晓红等人的指控而“干休”，但结束的方式丝毫没有“善罢”的意思。

当时另一个爆点是，桑兰针对8个被告提出的18项控罪每项的索赔金额都是1亿美元——虽然她最后一个1亿也没有拿到。尽管桑兰的“每1亿”——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21亿——诉求都没有达成，但也并非一无所获。

2011年7月，桑兰与被告中的美国体操协会以及三家保险公司代表，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闭门会议，最终签署和解协议并撤销相应诉讼。具体协议内容出于保密需要并未公开，但桑兰当时的律师海明曾表示：“保险公司在今后会定期给桑兰一笔钱，作为对桑兰今后生活的补助，桑兰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

在最近同新华社的口水中，桑兰也在长微博中提到这件事：“……与保险公司的和解会议和协议签署完，海（海明律师）拿着和解协议告诉外界消息的时候，她（新华社记者李大玖）居然上前抢夺这份被双方认可的《保密协议》……”

可以看出，桑兰对这份同保险公司达成的协议是认可的，这也几乎是她从这起跨国诉讼得到的唯一收获，更是她此后生活的重要保障。

在桑兰起诉的理由中，不需要进一步证据便能始终得到支持的一点是，她是作为代表中国的运动员在参与国际比赛中不幸受伤并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赛事方有义务对这一结果负责，同时，美国方面的确也为运动员购买了相关保险，最终真正站出来为桑兰的不幸买单的也是保险公司。

他们和桑兰之间并无感情，只有合同。

相比之下，一度被称为“恩人”的刘国生、谢晓虹夫妇与桑兰长时间共同生活的“亲情”，在冰冷却有章可循的商业关系前却变得悲哀可笑。双方的口水战直到今天依然不断升级——在新华社分为上下两篇的《撤垫子指控没有根据——桑兰摔伤真相调查》稿件发布后，刘国生第一时间发声：“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北京《新华社》的罕见长篇调查报告，这篇报告列举了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桑兰的‘罗马尼亚教练撤垫子’说法，没有任何根据。”

在真正的利益纠纷面前，一份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往往要比随时可能起变化的“感情”可靠得多。对于桑兰来说，从17岁就开始进入靠轮椅代步的人生，这绝非释然一笑便能独自承担的苦楚，于是她无论如何都要抓到些什么人对此承担责任。而对于那些像她一样时刻面临着伤病危险的职业运动员来说，一份专业的体育保险几乎是灾难降临后最稳妥的救命稻草——然而在我国，这却还是一个尚未开发的空白领域，它不但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蓝海市场，更是我国体育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必须突破的一个关口。

回到桑兰的故事。尽管目前，新华社报道引发的口水战看上去仍是道德层面的博弈，但在未来，恐怕这只是新一轮经济纷争的开始。